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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旅游业，早期以创汇为主要功能，至今已发展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成为经济发展重点任务的当下，旅游消费因其突出的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而备受关注：从经济维度看，旅游消费作为最终消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带动性；从社会维度看，旅游消费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和民生性。从近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以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的出台，均可窥见旅游消费之重要。
在改革开放开启的旅游研究发展历程中，旅游消费始终是热点领域。学者们或关注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研究其经济乘数效应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从而将其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或从个体追求精神愉悦的享受型活动和现代生活方式角度出发，研究其社会文化效应以及对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从而将其视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路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多篇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述评，为促进知识积累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旅游消费研究大致围绕“从消费经济学角度切入”和“以旅游科学为主、多学科角度研究”两条线]；也有学者围绕某些细分领域（如旅游消费者行为[4]、旅游食物消费行为[5]）或特定群体（如中国农村居民[6]、女性游客[7]）对旅游消费研究予以综览。总体来看，相关综述成果或是局限于对旅游消费早期成果的回顾，覆盖时间范围有限，或是侧重于探讨旅游消费领域的某个特定方面，难以窥见研究全貌。有鉴于此，本文搜集过去40余年《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等主流学术刊物上的旅游消费研究文献，对中国旅游消费研究进程、研究内容、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理论贡献等进行全面梳理，尝试建立系统的研究框架，并提出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①。在此背景下，1993—2008 年成为中国旅游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伴随放宽市场准入、优化政策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监管体系等系列措施的实施，旅游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93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明确了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的总方针；1995 年、1999 年我国分别开始实施双休日制度、“黄金周”制度，叠加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等因素，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并成为主体②。此外，1997 年，《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暂行办法》出台，出境旅游市场成型；2002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出台，出境游进入规范发展阶段。由此，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3大市场共同发展并日益成规模，旅游消费常态化和普及化特征趋显。在此阶段，受经济增长、政策扶持、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旅游市场日渐活跃，旅游消费研究文献数量明显增多，研究主题涉猎更加广泛。相关研究主题涉及旅游消费市场、旅游消费行为（如旅游决策、偏好与行为模式）、旅游消费结构、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3 大市场的消费议题均受到重视，尤其是国内旅游的“井喷”发展和出境旅游的快速兴起引发学界对其消费特征、心理和行为等的关注。
③的目标；2024 年，习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④。旅游业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从经济属性向民生属性的转变；旅游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层面出台诸多政策，从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改善旅游产品供给、激发旅游消费需求等方面推动旅游消费的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⑤。在此阶段，旅游消费研究成果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研究议题持续深化和拓展，呈现延续性与拓展性兼备的特征。就延续性而言，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旅游消费经济价值、旅游消费行为等继续受到关注，且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更为紧密，“经济增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词明显增多。就拓展性而言，伴随宏观政策环境与产业发展，旅游消费研究中出现诸多新的研究议题。例如，随着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和“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与乡村旅游、体育旅游、低碳旅游等相关的消费问题成为热点；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特征、差异引起关注；旅游消费对环境、个体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者社会责任、游客生态消费行为、研学旅游消费、家庭旅游消费等成为新的议题。
为进一步捋清中国旅游消费研究核心内容，笔者认线 篇高质量文献，根据研究议题，将其归为4类：一是关注旅游消费的市场特征与演进趋势，重点围绕旅游消费规模与水平、旅游消费结构与重点业态、旅游消费行为与演变趋势等问题展开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反映“旅游消费特点如何”（55 篇，占31.3%）；二是将旅游消费作为因变量，探讨影响旅游消费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揭示“旅游消费缘何如此”（69 篇，占39.2%）；三是将旅游消费作为自变量，分析旅游消费给个体、家庭与社会所带来的价值及其效应，回答“旅游消费效应如何”（15篇，占8.5%）；四是从其他视角关注旅游消费议题，例如旅游消费与其他变量的双边关系、综述等（37篇，占21.0%）。表1揭示了中国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数量与研究主题的阶段性演变。
[10]，或分析旅游消费支出总额、旅游消费率（旅游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等指标[11]。结果显示：从时间来看，我国国内旅游消费规模持续增长，但仍属人数扩张型，旅游消费水平偏低[12]；从空间来看，国内旅游消费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出游率远高于农村居民[13]，不同区域的空间非均衡特征较为明显[14]；在省域层面，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水平可分为高、中、低3类区域[15]。2）入境旅游消费研究。研究者以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人均旅游消费支出等为指标，采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对入境旅游水平及游客来源展开分析。就入境旅游消费水平而言，基于1996—200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入境旅游整体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但仍为滞后型消费
[16]；针对中部6省入境旅游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即入境旅游呈现数量扩张型和滞后型消费模式[17]。就入境游客来源与区域差异而言，基于1978—2017年数据的研究发现，港澳台入境游客比重始终在75%以上，外国客源市场占比偏低[18]；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在入境旅游方面优势突出，例如广东省的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游客数量常年居于首位，而北京和上海位居其后[19]。3）出境旅游消费研究。相关文献从市场规模、空间流向、客源产出等角度对快速增长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展开研究。就市场规模而言，研究显示，中国出境旅游呈现“绝对数大、相对数小”的特征，例如2011年出境游客仅占总人口的5.21%，出国旅游的出游率仅为1.65%；在空间流向上呈现“出境多、出国少”的特征，出境旅游目的地以港澳台为核心，2011 年边境游客与出国游客仅占总游客量的31%
[20]。就消费特征而言，有研究认为，我国出境旅游消费属炫耀性消费[21]，可能存在受“非人为情境”影响而引发冲动消费现象[22]。其中，2012年前后多位学者围绕“出境旅游是否超前”展开讨论：部分学者将中国出境旅游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后认为，中国出境旅游超前于经济发展[23]；而持相反观点者认为，出境旅游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整体而言我国远未到出境旅游爆发增长阶段[24]。2.1.2 中观层面：旅游消费结构与重点业态
[25]，是衡量旅游者消费质量与消费构成合理化程度的指标。研究者多采用以下3种分类方式测算旅游消费结构。一是基本旅游消费与非基本旅游消费的划分，此分类最为常见。有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国内旅游的非基本旅游消费在旅游总消费中的占比逐年上升[11]。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住宿、餐饮、长途交通等存在不同档次选择，基本旅游消费的比重未必会随收入增加而下降[26]。二是核心旅游消费与非核心旅游消费的划分。有学者提出“旅游消费浓度”的概念，用核心旅游消费（游览、娱乐）在旅游总消费中的比重来衡量旅游消费结构。研究显示，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中，非核心旅游消费的结构比例和增长速度均远超核心旅游消费[27]。三是旅游缺乏弹性消费与旅游富有弹性消费的划分，后者也被称为旅游再消费。有学者指出，没有旅游再消费，旅游者也能实现基本旅游目的[28]。2）重点业态旅游消费研究。从体育强国、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国家战略出发，研究者分别对体育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细分领域的消费问题给予关注。一是体育旅游消费研究。我国体育旅游市场日益兴旺，自费参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包括观看各类体育比赛与表演、旅游期间参加各类体育健身与休闲活动等。体育旅游者的动机可细化为求新求异、挑战自我和健身健美等类型
[29]。对于体育旅游消费行为而言，有研究者认为，机会是催化因素，能力是辅助因素，感知风险性是阻碍因素[30]，其风险知觉包含经济风险、信息风险、社会认知风险、责任风险、知识风险、功能风险、心理风险等[31]。二是乡村旅游消费研究。有学者指出，文化承载性对乡村旅游消费不可或缺，乡村旅游者可细化为功能理性型、积极享受型、潜力发展型和面子感知型等类型，这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提供思路[32]；女性的乡村旅游消费期望更为理性，且期望水平较男性更低。三是文化旅游消费研究。不少学者关注到数字技术对文旅体验的影响，例如数字化背景下的旅游者行为意愿[33]、数字文旅体验式消费场景构建等。也有研究者呼吁，要警惕数字文旅消费中的“过度数字化”与“过度营销”[34]。部分研究者还探究了康养旅游、低碳旅游，关注其中的消费意愿[35]和支持行为[36]。2.1.3 微观层面：旅游消费行为与演变趋势
[37]；四川省入境游客的主要目的是观光和度假。也有学者通过聚类分析，将入境旅游者分为中等涉入型、低涉入型、高涉入型和低风险可能型等类型，其涉入程度越深，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和满意度越高[38]。二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研究。已有文献从出游动机、出游方式、出游时间、旅游花费、消费模式等方面揭示两类群体的差异。研究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旅游的核心目的是观光游览和度假休闲[13]，而农村居民多以探亲访友和游览观光为主[39]，探亲访友的目的更加凸显[13]。也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出游目的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涉及更多专业层次与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如保健医疗、会议商务旅游，而中西部地区仍以探亲访友、游览休闲为主[40]。三是对女性、Z世代、大学生及老年群体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研究显示：女性游客的旅游动机集中于放松、享受和自我提升等[41-42]，安全需求较为突出[42]；大学生对旅游的偏好程度高且更青睐自然类风景区，旅游动机以观光游览、度假休闲为主[43]；Z 世代作为追求个性与体验消费的“互联网世代”，喜欢数字化、主题化与差异化的旅游产品，文旅消费偏好、需求和习惯展现出新的特征[44]；而老年人出行旅游欲望强烈[45]，希望通过旅游消费积极对抗生活世界里的角色丧失与情感需求不满，重建社会角色、自我形象与自我认同[46]。2）旅游消费演变趋势研究。20世纪末，有学者将我国旅游消费趋势概括为旅游增长显著、消费层次提升、特色旅游商品增加、个性化消费凸显等特征
[47]。当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消费趋势也在不断变化。综合而言，我国旅游消费呈现如下突出趋势：一是消费普及化，旅游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下沉市场潜力凸显；二是消费体验化，已从物质享受转向更深层次的心理层面，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日益成为重要诉求；三是主体年轻化，即Z世代引领旅游消费市场热潮，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核心力量；四是消费文化化，游客倾向于在各类文化场所及历史文化街区追求在地文化体验；五是消费数字化，伴随数字化消费的崛起，网络传播不仅激发旅游消费需求，也影响旅游消费的决策路径与行为模式等[48-49]。2.2 消费因素：“旅游消费缘何如此”
[50]，且旅游消费收入弹性大[51]。也有学者从持久收入和预期收入视角进行探究，发现城镇居民持久收入对旅游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52]，家庭预期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现期旅游消费支出[53]，与当期收入相比，预期收入对个体旅游消费决策的正向作用更强[54]。二是从相对指标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揭示收入分配结构性特征、贫富差距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联。研究显示，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55]；基尼系数上升导致旅游消费倾向下降，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程度[56]。三是从结构指标角度分析不同收入来源对旅游消费影响的差异，细化收入对旅游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存在心理账户效应，倾向于将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投入家庭旅游消费[57]，且这两类收入来源对家庭旅游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58]，这为解释家庭收入水平与旅游消费需求不匹配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2）资产因素。现有文献探究了不同资产类型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具体涉及实物资产（如住房、汽车等）和金融资产（如家庭现金、存款等）两大类型。就住房的影响而言，有研究发现，住房资产对旅游消费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
[59-60]；家庭获得住房产权时间与旅游消费间呈现U 形关系[59]；住房负债的“房奴”效应会限制旅游消费[60]。也有研究以农村居民为分析对象，发现居住消费对旅游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51]。此外，有研究发现，房价与旅游消费间存在U形关系，即房价变化对旅游消费同时存在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财富效应占据主导，即房价整体促进旅游消费[61]。就汽车的影响而言，有学者对西部6 省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汽车对西部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影响已经超越人均收入，成为了首要因素[62]。基于浙江农村相关数据的分析也表明，汽车提升了农户的出游率及旅游消费水平[63]。就金融资产的影响而言，研究显示，家庭现金及存款、净资产等财富积累能明显提升家庭旅游消费水平[64]，人均金融资产持有量对旅游消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65]。就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比较分析而言，研究发现，旅游消费存在房地产财富效应和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前者影响小于后者，与存款类金融资产相比，股票基金类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更大[66]。2.2.2 非经济因素
[67]和移动支付[68]会提高家庭外出旅游概率和家庭旅游消费支出，且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和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68]。也有研究证实，互联网和旅游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家庭旅游消费随家庭平均上网时间的增加呈倒U 形关系[69]。在交通因素方面，高铁开通能有效刺激和释放居民旅游消费需求，通过缓解时间、收入与健康3大约束促进中老年家庭旅游消费[70]。也有研究发现，与“非高铁县”的家庭相比，“高铁县”家庭的旅游消费意愿和旅游消费金额明显更高[71]。2）政策与制度因素。在制度方面，研究显示，医疗保险和假日制度等对旅游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具体地，补充医疗保险能显著促进老年家庭旅游消费，而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医疗保险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72]；基于假日-消费模型的分析发现，带薪休假能显著促进国内旅游消费[73]；新休假制度和“小黄金周”制度下，居民旅游消费意愿普遍增强[74]。在政策方面，学者们探究了财政和税收等政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显示：国家财政民生性支出对旅游消费有挤入效应，促进旅游消费增长；离境退税政策能显著提升试点城市的国际旅游消费吸引力，且效果随时间推移呈波动递减趋势[75]；在离岛免税政策方面，免税购物带来的收入效应提升了人均旅游消费水平[76]。3）社会心理因素。一方面，消费习惯与群体影响反映了社会互动与群体行为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旅游消费存在显著的不可逆性
[77]和明显的“棘轮效应”[51]，即居民的出游率和旅游消费水平受过去消费习惯影响[63]，且居民旅游消费具有很强的攀比性和延续效应[65]，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存在明显的“示范效应”[51,78]。另一方面，价值观、生活观念与主观意愿反映了个体心理及认知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已有研究分析了消费价值观对城镇老龄群体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发现务实节俭对旅游花费存在显著负向影响[79]。也有学者发现，生活观念影响西部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意识[62]；家庭出游意愿属于“内生性预先保证”范畴，能有效提高家庭旅为及超额旅游消费发生的概率[80]。4）家庭结构特征。就家庭的年龄和人口结构对旅游消费的影响而言，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结论均有所不同。有研究发现：退休降低了老年家庭的旅游消费水平
[81]；城市家庭的户主年龄在25～34 岁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达到高峰[53]；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总体对家庭出游意愿和旅游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影响存在差异：对户主为中青年人的非老年家庭，家庭老龄化会抑制旅游消费，而对户主年龄较大的老年家庭，家庭老龄化则对旅游消费有促进作用[82]。就家庭子女数量方面，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增加显著降低家庭旅游消费[64]，但也有研究表明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旅游消费并未产生明显影响[83]。就家庭受教育程度而言，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出游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学历水平提高促使家庭旅游消费显著增加[64]。就家庭风险偏好和文化资本而言，研究显示，风险厌恶程度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储蓄，由此减少旅游消费支出[53]；家庭藏书量、文化消费对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分别对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影响更为明显[84]。2.3 多重效应：“旅游消费效应如何”
[85]。具体研究中，学者们采取3 种不同范式：一是定性分析旅游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在早期研究中最为普遍[86-87]；二是借助经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涉及国际旅游、城乡居民旅游、区域旅游等；三是分析旅游消费对就业、贸易等相关经济领域的影响[88]。2）文化传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旅游消费与文化传承关系密切。旅游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者身份、地方感或文化认同。研究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与旅游融合可有效延续非遗的生命力
[89]。不过有学者以特定古镇为对象进行研究后发现，旅游消费的文化传承效果一般，旅游资源存在文化缺失、对消费者的文化刺激不足等问题[90]。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研究系统性地构建了旅游消费资源环境效应的分析框架，从旅游消费改变区域原有资源分配格局、资源供给结构和流动效率，挑战目的地的综合环境承载能力等方面展开分析[91]。此外，也有部分文献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核算不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生态足迹，探究旅游消费的生态影响[92]。3）居民消费与区域均衡发展。有研究显示，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旅游消费能显著促进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呈倒U形关系。也有文献以浙江省为例，从旅游消费倾向率、结构指数和消费弹性角度证实了旅游消费结构变化对国民消费的贡献
[97]。旅游消费也为旅游者变换人生角色、探索自我价值提供机会。研究显示：参与旅游活动可获得滋养其生命体的物质和精神养料[98]；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红打卡行为也促进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打卡者通过积极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建构自我形象，塑造自我身份认同[99]；此外，旅游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具备独特的教育价值，如个体自信提升、学业发展、技能培养等[100]，家庭旅游消费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业表现[101]。3）居民认同感与幸福感。旅游消费兼具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双重特质，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显示：当地居民身着民族服饰既展示自我又为游客提供文化景观，有助于激发少数民族居民的文化认同
3.1 理论依据旅游消费是综合的社会经济现象，相关研究自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属性。就其理论依据而言，明确交代理论依据的文章仅占约20%，说明旅游消费研究领域的理论应用意识仍有待提升。其中，使用单一理论框架者最多，但近年来也有不少文献采用两个及以上的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也就是说，中国旅游消费研究在理论参照上呈现“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趋势。就其学科来源而言，经济学相关理论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与应用，为从经济视角理解旅游消费提供了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这与旅游消费行为的经济属性、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密不可分。当然，多学科理论渗透与交叉现象也日益突出。除经济学外，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也得到应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研究范式壁垒，成为洞察旅游消费复杂性的关键。总体来看，中国旅游消费研究涉及的重要理论可划分为3个方面（表2）。
[57]、旅游消费决策机理等[104]。此外，部分文献使用乘数效应理论、旅游卫星账户概念框架、投入-产出模型等分析旅游消费特征、旅游业经济影响等。也有研究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作为需求函数系统，探究旅游消费结构[105]。2）社会学与心理学主导的理论。这些理论多用于分析旅游消费动机、决策、行为等微观层面议题。部分研究借鉴个体心理与行为相关理论，如使用刺激-机体-反应模型（stimulate-organism-reaction，S-O-R）分析旅游消费行为的形成
[106]，或是采用“消费者意愿-行为差距”理论和预先保证理论探究旅游消费态度[107]、主观意愿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80]。自我概念理论或自我建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女性旅游消费行为[108]或旅游面子消费行为[109]。技术接受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通常用来探究个体对新技术的态度、旅游消费行为，例如已有研究基于该理论基础探讨了体育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30]、游艇旅游消费意向影响因素[110]。部分研究采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推拉理论从社会互动与文化视角探讨代际互动对旅游消费的影响[111]以及旅游动机[112]。3）生态学主导的理论。这些理论多关注旅游消费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测量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
1）基于阐释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在旅游消费研究早期阶段应用最多，而后占比持续降低。在研究早期，学者大多通过借鉴文献资料、逻辑分析进行探索性研究，或借助宏观统计数据和案例现象进行描述性归纳，主要关注旅游消费市场特征、发展趋势、影响因素、消费模式、市场开发及对策等内容，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并不多见。后期，旅游消费领域的定性研究资料来源更加多元，且研究过程逐步规范，访谈、扎根理论、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均有所采用。例如，有学者分别采用上述方法探究女性参与冰雪旅游的影响因素
[115]、网红打卡旅游的成因[99]；也有学者结合多种定性研究方法（如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及文本分析等）探索丽江古城旅游地消费问题[116]。2）基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旅游消费特征及旅游消费效应分析等方面，覆盖旅游消费研究的核心议题。其数据来源主要有3类。一是依托问卷调查获取微观数据，涉及文献数量占定量研究文献的比重超40%。此类文献采用多变量排序模型、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或探究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或分析旅游消费行为和市场现状。二是依托全国性追踪调查获取微观数据，主要借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此类研究多使用计量经济分析法构建计量模型，关注家庭资产配置、收入差距、移动支付、高铁开通、住房资产与住房负债、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退休、补充医疗保险等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部分研究也使用国民旅游休闲调查数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展开分析。三是依托国家或省市区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此类文献多借助单位根、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计量回归模型等分析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或是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收入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部分研究借鉴地理学相关研究方法探究旅游消费空间特征，如使用GeoDA软件探究出游目的的集聚情况
一是借鉴西方成熟理论或理论框架，剖析中国旅游消费独特现象或问题。这为西方理论提供了经验分析的场域，在客观上使中国旅游消费研究科学化和规范化，也提升了中国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在借鉴或使用西方相关理论解释中国旅游消费问题时，中国学者也拓展了理论的运用范畴，并对原有理论予以验证和修正。例如，已有研究基于心理账户理论构建旅游者心理账户，将其归纳为经济性账户、功能性账户、社会性账户、情感性账户和风险性账户5种类型
[120]；也有文献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为基础，推导出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加以验证[66]；或是从家长视角切入，探讨研学旅游动机如何影响购买决策，深化了基于推拉理论的旅游动机研究等[11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者指出了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旅游消费独特现象，并尝试进行学理分析。例如有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行为通过了持久收入假说及合理预期的动态消费函数等的实证检验，但西方经典消费函数难以对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行为做出有效解释，基于此，研究者分别构建了适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情境的差异化国内旅游消费函数模型，实现了西方消费理论的本土化创新[121]。二是将多个理论进行整合，构建跨模型的解释框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理论的局限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也有助于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例如有学者将多个理论整合为一体，构建体育旅游消费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其中，S-O-R模型提供行为发生的刺激-机体-反应基础路径，而MOA 模型和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分别补充了具体刺激因素（动机、机会、能力）和个体心理认知（感知有用性、易用性、感知风险）的作用机制
[30]。也有学者整合TAM 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构建了消费者游艇旅为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110]；或是引入动机变量（motivation）扩展了S-O-R模型，创建了M-S-O-R模型分析文旅消费驱动机制[122]。此外，有学者将理性行为理论和消费者意愿-行为差距理论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两阶段消费者意愿-行为转换理论”框架，以此探索互联网对家庭旅游消费的阶段影响[107]。这些研究既丰富了理论成果，也增强了模型的普适性。三是对中国独特旅游消费情境和议题的关注。此类文献多以中国旅游消费独特现象为切入点，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或理论框架，用于剖析中国旅游消费的特殊性。其贡献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首先，提出新概念或新的理论框架。例如，有学者提出旅游恩格尔系数概念，后有研究应用其定量测度精神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例，以此衡量旅游消费升级和居民生活质量；有学者提出旅游消费浓度概念来衡量旅游消费结构
[27]；也有学者构建了旅游者社会责任消费量表[123]等。其次，关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价值取向及其与旅游消费的关联。特别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呈现鲜明的“面子”表征，旅游消费常被视为获得面子或避免面子损失的重要方式。因而，诸多研究聚焦“旅游面子消费”和“旅游人情消费”展开分析，发现中国旅游消费呈现“大众旅游消费的趋从性”和“高端旅游消费的炫耀性”特征，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可能会导致旅游活动意义错位，即旅游消费异化行为[124]。这可视作对炫耀消费理论的补充。也有学者研究旅游者面子消费行为类型[109]，或关注消费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79]，从而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消费提供理论参考。最后，立足于旅游产业实践与政策需求，提出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旅游消费研究议题。例如基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行为、心理、结构的分析[10,25,125]，或是对体育旅游消费、乡村旅游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等新业态的关注等。这显示出中国学者在题材和问题上的本土实践与学术探索。4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中国特色旅游发展道路内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中。中国在探索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过程中，其旅游发展路径、价值使命、发展特征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使得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和旅游消费研究兼具共性与个性。旅游消费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领域和旅游经济的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既有共同之处，更反映出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特征。本文通过对中国旅游消费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发现：中国旅游消费研究与国家战略导向和产业实践发展高度相关，历经40余年发展，已形成多维度、跨学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图1）。其研究进程可划分为初步萌芽（1980—1992 年）、快速增长（1993—2008 年）和拓展深化（2009—2024 年）3 个阶段，基本形成了“影响因素-现象表征-多重效应”的研究体系，研究主题兼具延续性和变化性，整体趋向规范化和精细化。定量研究方法日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为解释中国旅游消费问题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领域重要理论、方法与范式也得到借鉴，多学科理论渗透趋势更加明显。总体来看，中国旅游消费研究在验证、拓展西方理论及整合多理论、构建跨模型解释框架方面作出了独献，也聚焦本土独特情境与问题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国际旅游消费研究的知识溢出。
从实践角度看，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把握旅游消费的变化趋势，如何以高质量旅游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如何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如何针对性解决制约旅游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不仅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任务。从理论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考虑到上述两重因素，要提升中国旅游消费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学性，未来可从以下4个方面着力。
一是注重理论建构，推动中国旅游消费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旅游学术工作者的重要责任。现有旅游消费研究在理论层面虽然作出了一些独献，但整体而言，使用西方经典理论解释中国旅游消费现象仍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验证、修正与拓展，在构建旅游消费领域新理论、提出新构念方面还相对不足。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消费时空场景，未来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方面，要客观审视西方理论对中国旅游消费现象的解释力。为此，可通过跨学科理论整合构建多维分析框架，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的适用性，并进行跨文化比较，以此实现理论对话；另一方面，要扎根中国文化观念，提炼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旅游消费独特理论内核。例如可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孝”“亲情”“为他人着想”“责任感”等）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如“平等”“自由”“个性”“享乐”等）
[126]、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与生活观念（如“平等自由”）、社会变化（如“流动社会”“快节奏城市化”）[127]与媒体传播（如“去中心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中国独特文化语境下的“缘”“关系”“烟火气”以及日渐盛行的“情绪价值”等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二是注重方法创新，提升旅游消费研究的科学解释力。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取得可靠研究结果的关键。现有旅游消费研究以定量研究为核心，多借鉴其他学科成熟方法，主要依赖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等传统统计数据展开分析。未来，旅游消费研究可从以下3 个方面实现方法创新。首先，拓展数据来源。可借助大数据平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对旅游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提炼旅游消费者的基本属性、消费习惯、旅行偏好及情感倾向等，以此深入探究旅游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次，深化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方法与范式在旅游消费领域的应用。多学科介入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旅游消费这一复杂现象。特别是，旅游消费作为个体的一系列认知活动，涉及感知、记忆、决策、情感等方面，而认知心理学相关研究方法（如眼动追踪法、皮肤电反应等）可为探究旅游消费行为提供参考。最后，要强化定性方法，或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提升旅游消费研究的精细度。整体来看，单独运用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皆有不足，未来旅游消费研究可使用混合研究方法，三角互证或可提升研究结果的效度。后续研究可采用阶梯访谈、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等进行质性分析，聚焦个体经验与意义建构，弥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
三是拓展研究对象，关注群体视角下的旅游消费现象。主流消费理论以个体决策为核心，因而现有文献多聚焦个体旅游消费特征、行为、心理、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群体旅游消费关注不多，且多聚焦于家庭旅游消费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群体旅游现象广泛存在，如家庭旅游、兴趣社群旅游（如背包客团体、摄影爱好者团体）、老年旅游团以及亚文化群体旅游等，反映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嵌入性。因此，未来可关注群体旅游消费决策、心理、行为等议题。例如，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家庭类型（如扩展家庭、离异家庭等）的旅游消费行为及差异，群体旅游消费中的互动及其同伴效应，不同主体视角的旅游消费心理、行为、决策的差异与协调，区域与阶层差异下的旅游消费与需求偏好，不同区域市场、不同消费阶层的旅游消费比较研究。尤其是要深入探究Z世代与老年人的旅游消费心理、动机、决策过程、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要特别关注（如低收入群体和身心残障群体）的旅游消费障碍、旅游消费需求等，从而促进旅游消费的公平性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四是拓展研究内容，推动旅游消费研究的精细化和纵深化。结合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旅游消费实践，以下5 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1）旅游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旅游消费升级背景下，未来要探究旅游消费“量”和“质”的动态变化及其二者间的协调关系，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用以测量旅游消费结构高级化水平，以此为旅游消费结构优化提供参考。2）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交互性问题。旅游消费呈现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特性。现有研究多聚焦经济层面，主要集中于探究收入、资产等因素的影响，未来需超越经济层面的收入、资产等因素，从文化、价值观、情绪、家庭生命周期等非经济、微观因素视角展开分析，同时综合研究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动态变化等，系统揭示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并影响旅游消费决策。3）旅游消费效果的综合性问题。现有研究存在“重经济社会、轻微观个体”“重积极影响、轻消极影响”倾向。已有文献多关注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消费等的积极影响，对微观个体以及负面影响的探究不够。后续研究可关注旅游消费对改善家庭关系（如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增强家庭归属感与认同感、促进居民身心健康与幸福感的贡献等方面；可关注旅游消费作为“非正式学习”方式的教育价值，如研学旅游、家庭旅游对孩子文化素养、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要警惕旅游消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过度旅游”（over tourism）对目的地产生的环境压力。4）数字技术与旅游消费。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区块链等技术正在重塑旅游消费场景。科技革命能催生新旅游消费者、重塑旅游逻辑与价值、衍生新生态、提升旅游消费效率等
[128]。因此，未来应重点关注技术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技术化变革下旅游消费新特征和新机制，如智慧旅游发展、旅游者数字化行为、数字化旅游消费决策等。尽管已有少量研究关注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红打卡旅游消费行为，但探究仍不够深入，未来亟须关注科技发展引发的定制化旅游消费、理性旅游消费、沉浸体验式消费和网红消费等议题[129]。5）旅游消费新现象。生动鲜活且持续变化的旅游消费实践不断向学术研究提出新的研究命题。近年来，城市漫步（city walk）、跟着#、反向旅游平替旅游、情绪价值旅游、特种兵式旅游、打卡游、躺平游、奔县游乃至窝囊游等各种新的旅游消费现象层出不穷，并对传统的旅游消费行为理论提出挑战[130]。未来，应在观察上述现象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媒体传播学等角度加以探究。此外，从消费视角关注文旅融合，从旅游消费心理、动机、决策、行为模式等方面对绿色旅游、低碳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避暑旅游、疗愈旅游等展开研究，都是甚为必要的。